在學院激左們繁復論證脫域生產、非物質勞動和情感經濟的時候，肯·洛奇依然執(zhí)著于一種樸素甚至老舊的資本主義批判。與苦情戲式的情節(jié)推進相悖/適的是形式上極端的反風格化，不僅在于過度平穩(wěn)的調度和剪輯，更在于POV鏡頭的赫然匱乏：男主是deliveryman，影片卻幾乎完全摒棄了以車載主觀鏡頭來生產都市風景的經典程式，在對自由間接引語及其詩意的缺席中在場的，是被徹底征用的新自由主義式的身體和生命時間。POV的匱乏可能還涉及到作者與角色的（不）認同問題，因為本片所講述的其實并非階級，而恰恰是階級之不可能。電影界的二十世紀老人已經不多，戈達爾是一位，肯·洛奇是另一位。